便秘生活中吃什么有效调理

果真如此，有的学者所提出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走出行政国家的命题就可能被证伪。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通过户籍所建立的对人、财的认证，在唐朝就已经成为确定合理税负的基本条件。[31]隋朝文帝推行不定期的大索貌阅和每年一次的输籍定样，意在通过全国户口清查解决税役难题。

在国家基本职能的履行上，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上，在认证这样的国家基础能力上，要有全国统一的认证方式和认证标准，将各种相关的认证知识整合起来，覆盖全体国民，最大限度地消除认证流动性的障碍，如果全国3000个县30个省各行其是、互相封闭，认证全面将无从谈起，认证统一也无从实现。依据认证的推动力、对象特征、制度形式和功能形态，可以将历史上的认证分为身份认证、财产认证、福利认证和社会经济认证四类。[5]人民归属、土地之数及物产状况则由夏官司马所属之职方氏具体统计，[6]以家户为单位，从一个乡村到整个国家，准确计算人民、财产之数。消除福利资格的城乡与地区差异，建立统一的福利国民身份。第四次为确立教育政策，设学校、建庙宇、培养师资，建立各种考试鉴审制度。

[35]金朝户籍制度也以手实为基础，由地方里正、主首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在这个理想蓝图中，身份、财产认证由大、小司徒掌管。行政法在调整行政管理、行政规制时，更多注重的是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注重授予行政主体管理职权和管理手段，向效率倾斜。

那么，行政诉讼究竟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改革、发展、稳定，还是相反，导致或制造不和谐，影响或阻碍改革、发展、稳定呢？我们认为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最终环节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注释：[1]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0年11月9日第16版。为此，在现时的情况下，我们特别有必要对行政诉讼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再审视。

既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政务公开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又要注意把握信息披露的时间、对象和范围，保证政府信息公开不危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相较于行政诉讼，社会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和特征是：其一，社会舆论监督针对整个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所有违法、违纪行为，而行政诉讼仅针对行政机关的特定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调解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一方或双方反悔，均可再诉诸其他途径重新解决争议[7]。正是基于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迁就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所有行政救济制度中，行政诉讼是法治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救济制度，行政复议次之。就解决行政争议而言，除了行政诉讼制度以外，其他解纷制度还有调解制度、和解制度、协调制度、申诉制度、信访制度[6]和行政复议制度等。

沃伦指出：法院通常运用一种平衡准则来判定个体是否滥用其合法权利，从而威胁到公众的利益。其三，社会舆论监督可以产生广泛社会舆论效应，对被监督者的行为发生影响，这种效应和影响有时是行政诉讼不及的。声明异议在许多国家的行政法中，以及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中，是一项法定的救济手段[13]（P215-224）[14]（P210-211），但我国法律对之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只是凭行政惯例实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的任何阶段，自然界和社会都在不断变化，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美国行政法学者沃伦认为，现代行政法的最棘手的挑战是：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如何寻求社会权利和个体权利的平衡。我国台湾地区请愿法规定，人民对国家政策、公共利害及其权益之维护，得向职权所属之民意机关或主管行政机关请愿。

但是，根据具体情境中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平衡理念，这种服从不应该是绝对的。当然，具体案件的案情各不相同，在某些案件中，也可能有些相对人恃其有钱有势，无视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蛮横无理地抵制、抗拒行政主体依法执法。

首先，平衡理念、平衡原则的平衡是有价值导向的平衡。他们认为，社会上很多矛盾和冲突，例如征地、拆迁、罚款、收费导致的矛盾和冲突，本来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行政权力摆平、搞定，但是，有了行政诉讼制度之设，老百姓没完没了地告：起诉、一审、二审、再审，以致引起没完没了的矛盾和冲突。有时，和解也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程中进行。相较于行政诉讼，检察机关监督的主要功能和特征是：其一，检察监督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行政诉讼监督针对的是行政机关而不是行政工作人员，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而不是行政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保障行政主体合法、准确有效行使职权。一是运用依法行政、依法解纷、依法监督和依法救济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

自然界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地震、海啸、非典、水旱灾害等，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如金融危机、事故灾难、暴乱、骚乱、动乱等。二、行政诉讼的监督功能行政诉讼的第一功能和作用是解纷，但行政诉讼解纷是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进行的。

[19]（P543）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罗豪才教授更是把现代行政法表述为平衡法[20]（P16）。实在阻止不了，就向法院施加压力，让法院不受理，受理了就让驳回，驳不回就让协调其撤诉，协调不了就判其败诉。

因此真正和谐的官民关系必须通过行政诉讼等各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来培植和构建。可见，行政诉讼监督是整个行政法制监督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但它不是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唯一环节，它不能取代其他监督环节。

总之，行政救济途径在民主、法治国家通常都是多种多样的，行政诉讼只是其中的一种途径，但这种途径由于采用严格的司法程序，法律化、制度化程度最高，因此在整个行政法律救济机制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我国行政诉讼不实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Exhaus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行政争议发生后，行政相对人可选择任一行政争议解决途径解决，其选择了行政复议或其他途径，如争议得以解决，即无须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如何贯彻平衡理念和平衡原则？特别是在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危机而实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方针政策的大背景下，行政审判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实现既要保证各项应对措施落实到位，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因权力违法滥用而受损等前述五个既要……也要……的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平衡理念和平衡原则及其相应理论加以认真和深入的研究，以真正把握其实质和内涵，使之在实践中不偏离该理念、原则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平衡、静止、均势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变动、差别是绝对的[22]。

[3]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4]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5]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6]调解制度、和解制度、协调制度、申诉制度、信访制度等在调整范围和解决争议的类别上相互之间有很多交叉重合，其适用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大多属于软法的规制范围。但毋庸讳言，目前行政法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之也还存在某些片面或不正确的认识，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种种偏差，甚至误入歧途，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对于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应有作用的发挥。

当然，我们说行政诉讼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律救济仅限于行政诉讼一种途径，行政诉讼制度只是整个行政法律救济机制中的一个环节，整个行政法律救济机制除行政诉讼外，还包括声明异议、申诉、控告、检举、行政复议、请愿等多种途径。这一要求正是针对实践中一些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习惯于运用人治思维和人治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象而提出的。

[1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7月6日第3版。事实上，这种人治思维和人治手段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和平安。

其二，行政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主要采取主动监督方式，而行政诉讼则采取被动方式。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反复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膨胀、滥用、腐败，而公权力膨胀、滥用、腐败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官逼民反。一、行政诉讼的解纷功能行政诉讼制度首先是一种诉讼制度，是其内容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制度，所以，行政诉讼的首要功能和作用即是解纷：解决行政争议。从整体考察，行政诉讼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但当下，我们最应该重视的是行政诉讼下述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解纷、监督和救济。

我国行政法制监督的整体机制包括权力机关监督、检察机关监督、人民法院监督、行政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行政诉讼只是整个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环节之一。本文专门对行政诉讼的功能进行研究和探讨，其旨意即在于使人们能充分认识行政诉讼在解决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不可为其他法律手段所替代的，更不可能为任何人治手段所替代的特殊作用，从而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能充分和有效地运用这一法律手段。

官虽然可以通过高压手段在一个时期内迫使民不敢反，不能反，自愿做顺民载舟，但水下涌动的暗流终究有一天会覆舟。相较于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的主要功能和特征是：其一，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主要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反政纪行为和违反财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行为，而行政诉讼监督针对的是行政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控告、检举与申诉一样，大多是通过信访途径进行。行政法在调整行政法制监督、行政救济时，更多注重的应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注重监督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向公正倾斜。